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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0 03:53:37

【红管家】
据新华社电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超过12个省市陆续出台降低社保费率措施。,
对偏远地区政策不要一刀切,黄有志说,虽然因为有额外补贴,西林农村教师的工资比县城教师还多几百元,但同比其他财政较好的地市还是低,所以每年都还是会有教师想办法调往百色市或是离省会南宁近的地方。。
省纪委:为违规公款吃喝提供场所的单位也要罚,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将合并实施。
说到纪检机关带人、查人,坊间总有各种传言。现实中,纪检人员是如何办案的?近日出版的南京纪检一线办案人员工作手记——《请喝茶》,或许可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作者谷以成曾在反腐一线办案20多年,书中112个小故事都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希望能展现真实的纪检人员形象,同时希望读者喝了这席 茶 ,能有所启发或触动。”谷以成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企业敢破产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政府哪些该管 哪些不该管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处理要提高效率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由于好几年教师空编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西林县县长欧阳可爽在县教育局调研时,曾严肃地问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年了,怎么一直解决不了?
降低单位缴费费率不影响养老保险待遇
对偏远地区政策不要一刀切
据了解,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办法,目前也已列入相关部门今年的工作计划。“国有资本如何确定划转方式,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表示,比如央企与地方国企国有资本如何实现差异化划转、划转比例如何确定等,这些难题都需要社保部门与国资管理部门充分协作,才能确保国有资本划转确实能起到充实社保基金的作用。
3月24日,带着基层教师的疑问和不解,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西林县教育局。教育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黄有志给记者出示了西林县教工委和教育局联合下发的《加强在教育系统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我们确实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不让农村教师 走教 ,是为了把之前懒散的风气整治好。”他说。一些受访专家表示,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意味着今后“五险一金”将精简为“四险一金”,同时也将为医保费率下调创造空间。当前生育保险覆盖面并不高,且各地生育保险基金普遍还有结余。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后,将扩大生育保险缴费面,基金结余调节用于医疗保险支出,而且两项保险合并也能降低运营管理成本。。
人社部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我国社保费率为39.25%,其中养老和医保占36%左右。对于各界普遍呼吁下调的养老和医保费率,目前有上海、浙江杭州和福建厦门等地涉及。同时,要不断大力整治收送“红包”礼金、公车私用和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发放津补贴、打高尔夫球、出入私人会所等问题,防止反弹回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四风”问题新动向新表现,对不收手不知止规避组织监督、明知故犯或纠而又犯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对一些改头换面的“四风”问题,如违规公款吃喝转到内部食堂、把吃喝费用转嫁到隶属单位或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报销等,还要对提供场所、经费和报销便利条件的相关单位及其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省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清城区检察院上述问题属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对其严肃查处,充分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纠正“四风”的坚强决心和从严执纪的鲜明态度。关信平表示,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意味着广东等基金结余较多地区的基金,将调节到结余少甚至收不抵支地区使用。预计养老金全国统筹后需设置一个过渡期,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不同费率,再逐步缩小差异到全国统一,“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得到各方支持、达成共识”。
截至2014年,西林县教育系统有中级资格证书人数566人,未聘任201人,岗位设置缺陷也影响着基层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黄有志告诉记者,以前教师评上职称了,马上就能聘,从一所学校调到另一所学校待遇也会一直跟着走。但现在由于岗位设置过少,导致不少人评上了职称也拿不到相应技术岗位的工资。符合条件能评定中级职称的人员群体,都是每所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过少的岗位设置量,导致有的教师等了多年仍未被聘上,严重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业内人士指出,此轮社保费率下调,主要集中在工伤、失业、生育“三险”的原因,一方面是去年国务院常务会就明确要求下调这三项保险费率;另一方面,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基金目前各地普遍收大于支、结余较多,因此适当下调费率不会影响保险基金正常运行。新快报记者 黄琼 通讯员 粤纪宣省纪委:为违规公款吃喝提供场所的单位也要罚目前,我国俗称的职工社保“五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类。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已有上海、广东、天津、甘肃、江西、北京等超过12个省市相继出台文件下调降低社保费率,而且主要集中在工伤、失业、生育“三险”。说到纪检机关带人、查人,坊间总有各种传言。现实中,纪检人员是如何办案的?近日出版的南京纪检一线办案人员工作手记——《请喝茶》,或许可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作者谷以成曾在反腐一线办案20多年,书中112个小故事都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希望能展现真实的纪检人员形象,同时希望读者喝了这席 茶 ,能有所启发或触动。”谷以成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些故事是一个纪检业内人的手记,因而其真实性不用怀疑。这会不会引人遐想,对号入座?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企业敢破产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政府哪些该管 哪些不该管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处理要提高效率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1268清城区检察院违规公款宴请和发放福利问题涉及该院全部班子成员。王运成作为单位“一把手”,带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纵容指使下属安排违规宴请。其他班子成员尤其是纪检组长杨镜明及分管财务的副检察长罗庆中,对该院存在的违反财经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不制止也不如实向组织报告,还多次参与违规吃喝和接受违规发放的单位福利。主要集中在工伤、失业、生育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考虑到维护参保人依法享有的保障待遇,在一些统筹地区阶段性地适当降低费率并且主要是适当下调单位费率的情况下,在当期征缴收入大于支出、或依靠财政补助或动用基金累积结余可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条件下,可以不降低个人的有关险种的保障待遇水平。。
“我们根据这个,对教师的 走教 行为进行规范。”该主任表示,上级下发的文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走教,但两种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由于好几年教师空编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西林县县长欧阳可爽在县教育局调研时,曾严肃地问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年了,怎么一直解决不了?。
据新华社电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超过12个省市陆续出台降低社保费率措施。黄有志表示,这种情况下,有的老师平时对教学纪律敬畏心不强。比如,本来星期五他还有课,可为了提前回县城的家就私下跟别的老师换课。还有的老师因为家离得远,上课经常迟到早退,教学质量下滑,导致有的学生家长都跑到教育局来告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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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深圳英才网澎湃新闻报料:4042180-20-4083867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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