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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9-20 06:35:41

   美国《纽约时报》3月10日文章,通过家暴棱镜看中国的严厉育儿经 我儿子所在小学的一名中国父亲很热心,他对我建议说,“如果你儿子不听话就扇他耳光。我就是这么做的”,他扬起巴掌作势说。“这不管用”,我说。惊骇之下,我希望基于打人效果 而非道德说教 来说服这位显然相信中国谚语“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亲。“你错了!会管用的”,他轻松地说道,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更认同该观点的其他家长。中国1986年就宣布学校体罚学生属违法行为,但此类严厉管教孩子的做法如今依然普遍。这折射出中国的“打骂教育”传统,即便该传统近年已引发争议。在中国,有关虐待孩子的数据稀缺,这也反映出该问题缺乏政府和社会的参与。2013年在一项有关上海青少年遭受虐待和自杀倾向的研究中,香港和内地学者援引中国法学会的全国调查结果称,72%受访者说父母曾打过他们。该研究引用的另一项调查结果称,60%的西安小学生表示曾遭受家长殴打、禁食或辱骂。研究称,“中国家长通常利用体罚与恫吓来解决两代人之间的问题和冲突,这易引发虐待孩子的行为。”参与研究的学者认为,这与文化有关。中国文化比较容忍类似行为,因此家里和学校内普遍存在体罚现象。这使得中国新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对儿童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无论是虐待配偶、孩子抑或其他形式的家庭暴力,它们之间都有关联。受过虐待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虐待他人。多个联合国机构对华中地区某县进行的调查发现:“儿时目睹过母亲挨打的男性,(日后)殴打孩子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男性的3倍。”(作者狄雨霏,丁雨晴译)

“号贩子”问题是本次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5日下午,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问题,还是需要推进分级诊疗体系,重构三级医疗体系。分级诊疗体系该如何破局?对此,新京报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王陇德现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专访中,王陇德还回应了院士改革的相关问题。★新闻内存医改中政府如何定位从国际医疗卫生事业的趋势来看,提供医疗服务大部分都由民营医院完成。在发达国家,公立医院是极少数的,它的重要职责是解决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我们恰恰相反。”王陇德说,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是政府承担的、收支两条线。可现在的大医院都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各界都在呼吁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可如果都恢复了,可不可行?不可行,因为政府承担不了。”王陇德认为,根本问题还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比如社会资本办医,政府该怎么管?发达国家非公立的社会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医疗需求,政府就是购买服务,主要做两件事:把医疗保险搞好,医疗保险都是同等支付;把监管搞好,监督医疗服务质量。谈医疗改革加强分级诊疗 分流患者家庭医生跟老百姓签合同新京报:号贩子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王陇德:号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医生,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比较欠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加强和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分流患者。基层医疗机构必须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患者才会留在基层。新京报:解决号贩子问题,需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做强基层。王陇德:是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推荐一种方式,一些国家的家庭医生制度,就是比较好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家庭医生不是治疗疑难症的,而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由政府来购买服务。新京报:家庭医生制度具体怎么运作?王陇德:家庭医生不是政府的雇员,他们或是以个人形式,或是形成一个组织,他们和老百姓签约,政府就按这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跟他结算。如果服务质量好,政府就按他跟老百姓签订的合同,付给他费用,如果服务质量差,就会受到惩处。新京报:中国是人口大国,家庭医生制度在中国有可操作性吗?王陇德:我觉得不是可操作性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全科医生的概念,你看我们的全科医生系专业培养出来的医生在等什么?在等着国家分配,你把我分到哪个医疗机构去。所以我的观点是最好叫家庭医生。我这个专业,这个系就是培养家庭医生的,当然这需要国家也建立家庭医生制度。“多点执业”成本应由政府支付新京报:既然不会马上培养出大批家庭医生,那么现阶段该怎么做强基层?王陇德:可以以团队的形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一个团队里,内科、外科、妇科等常见疾病的专科医生都要有。还要建立上下联动的制度,上级医院的医生定期下到基层机构,解决疑难杂症。新京报:“上下联动”不是多点执业该做的事情吗?王陇德: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至今,多点职业没有大的进展。多点执业推不开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院长自然要考虑,我的医生走了,不给我创收了,我还要发他一份工资、支付他差旅费,短期可以,长期怎么维持?新京报:“多点执业”的成本该由谁承担呢?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级医院的专家支援基层,应该是政府责任,政府应该支付这部分费用。政府承担成本,医生在不影响医院的运作机制、不影响医院创收的条件下,支援基层,院长就容易接受。这样才能把多点执业机制建立起来,才能真正提高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新闻内存院士遴选近年变化2014年,我国陆续推行了院士遴选的改革措施,去年12月,两院公布了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这次增选,是一系列改革之后的首次增选。这次增选,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这样候选人推荐就剩下了两种方式:院士直接推荐、组织推荐。另一个变化就是增加了“终选”环节,由全体院士投票“终选”。王陇德说,对于这次增选,社会各界的评价很不错。不过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比如推荐方式,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之后,组织推荐是不是也应该取消?再有就是“终选”,由全体院士投票,可各个专业之间有差异,有的院士不了解候选人的学术领域,这样就难以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作出全面精准的评价,“所以增加的这个整体投票环节,还需斟酌。”谈院士改革院士推荐可学学诺奖建议不需要“组织推荐”新京报:近日有代表提出,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的人,却不是院士,值得深究,建议屠呦呦直接当选两院院士。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你怎么看?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我觉得,遴选体制的改革,将来可能还是从推荐程序和推荐方式上入手。能不能像诺贝尔奖那样,不是每个人自己去申报的,有时候获奖者评上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候选人本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评选谁,候选人是谁,就避免了走路子、事先活动等不正常现象。所以真正需要改的就是现在这种提名方式。新京报:现在的推荐提名方式是怎样的?王陇德:现在主要是两种方式,一个是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另一个就是组织推荐候选人,比如科协、高校等机构。新京报:你觉得这两种推荐方式该怎么改?王陇德:我觉得将来就不需要这些组织来推荐了。院士内部、学部内部大家来讨论,我这个领域我觉得谁符合院士标准,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然后再评审。新京报:可假如取消了组织推荐,如果某人很想当院士,觉得自己也符合标准,即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候选人,还是可以根据公开的院士名单、学部委员名单,公关走路子。王陇德:我觉得如果整个评审制度改了,出台一些制度规范还是能管住这类现象的。而且,通过公关搞定整个学部的委员,让大家意见一致,这是很难的。行政岗位上退休 称号不退休新京报:还有不少人一直建议,打破院士终身制。王陇德:2014年一系列的改革当中,就已经完善了院士退出机制,明确了哪些情况“劝退”,哪些情况撤销院士称号,比如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就会被“劝退”。后来还出台了院士退休制度,跟其他人一样,到了一定年龄院士也要从行政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一般人是60岁退休,院士则是70岁。院士退休制度指的是从行政岗位上退休,而不是院士这个称号退休,院士是一个荣誉称呼,是对他以前工作业绩的一种认可,这个称号没有退休的说法。新京报: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院士的待遇会有多大变化?王陇德:院士本身的身份待遇,其实并没有什么,北京市就是一个月补助1000块钱,作为院士津贴。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觉得是合理的,不过退下来以后,工作条件基本没有了,比如研究团队可能就没了,怎么提供一些条件,让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院士在业务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下一步还要研究。院士工作经验和工作阅历都很丰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还是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

法制晚报讯 (记者 李洁 陈斯) 去年网上热传的“第六套人民币”中赫然出现500、1000的大额钞票。针对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发行大额人民币的声音,今天上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央行尚没有发行大面额人民币的打算。法晚记者了解到,此前,央行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注意到,在从事大额交易、特别是买大件商品的时候,现在钞票的面额比较小携带不便。但是,大额现钞用于小额交易时又不方便找零。与此同时,大额钞票在面对造假时,会给持有者带来更大的损失。且发行大额现钞还有可能会强化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且随着电子支付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可解决现钞的携带和大额交易的便利性问题。

中新网北京3月12日电(吕春荣)3月1日起,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新法实施已有多日,近日,上海发出了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引发关注。在此前,北京、湖南、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也都已签发了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资料图:成都市妇女维权救助中心10年来已先后为30余名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了临时生活帮助、心理抚慰和法律援助等。图为今年3月3日,工作人员装点临时庇护屋。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六旬老太获北京首张“保护令” 多地陆续签发今年3月1日“上路”的反家暴法首次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此之前,最高法院曾自2008年选择9个基层人民法院试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并取得不错效果。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注意到,自反家暴法实施以来,全国已有多地陆续发出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暴法实施首日,北京房山法院便依据该法开出了该市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据媒体报道,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是年过六旬的房山区某村村民谷女士,因不堪丈夫常年家暴,便向法院提出离婚,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当地法院审查后,认定谷女士的丈夫赵某确实存在实施暴力的事实,随即开出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赵某继续殴打并骚扰谷女士,如有违反,轻则拘留罚款,重则受到刑事制裁。在同一天,包括湖南、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也都开出了各自省份的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后,包括四川、天津、河南、海南、陕西等地也先后签发了首张“保护令”。据媒体报道,9日下午,上海市汇区人民法院依据新实施的反家暴法,为文华(化名)送达了上海市首份维护女性权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暴漫画蓝翔技校校长妻子申请保护令 四川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拒收今次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建立后,一些被家暴者纷纷提出申请。其中最为公众熟知的一位便是山东蓝翔技校校长荣兰祥的妻子孔素英。据报道,反家暴法实施首日,孔素英就到济南市天桥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孔素英称,她所提交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中写到,她和蓝翔技校校长荣兰祥1987年登记结婚,婚姻持续期间荣兰祥屡屡打骂她,致使她整日处于担心与恐惧之中。她认为丈夫荣兰祥有严重的家庭暴力倾向,不仅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也已经威胁到了其家人安危。“我常年遭受荣兰祥的家暴,尤其是在他找了上百人跨省打人之后,我非常的恐惧、害怕,不断地换地方住。听说新反家暴法实施后,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可以更好地保护我,避免类似跨省斗殴事件的发生。”孔素英说。记者注意到,在这些首度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人之中,多为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江苏陈女士就是其中一位。3月1日,江苏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向陈女士发出了首份“人身保护令”。 据媒体报道,去年12月,当地法院受理了陈女士的离婚案件。在庭审中,被告陈女士称,曾因生活琐事遭受过丈夫赵某撕扯头发、打耳光等家暴行为,导致晕倒后被送至医院,后经民警协调解决。在日常家庭生活过程中,赵某经常因一些小事对其动辄打骂。但考虑到近四十年夫妻感情,陈某不同意离婚。离婚官司虽然不了了之,但陈女士还是担心继续遭丈夫家暴,所以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身安全保护令成功送达,但也有的被拒收。在四川,该省发出的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被拒收。当地媒体报道,3月2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发出该省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当事人吴娟(化名)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人身安全保护。但吴娟的丈夫刘强(化名)却玩起了失踪:不仅紧锁大门,连法院的电话也不接。无奈之下,法院只得采用张贴的方式,把人身安全保护令文书贴在他家门外。当地法院表示,虽然刘强拒收裁定文书,但并不影响人身安全保护令生效。今年3月8日,安徽合肥新华社区志愿者夏一琼(右)向市民普及反家暴相关法律知识。钟欣 摄“保护令”有效期不超6个月 可禁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等近年来,家庭暴力已成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此前,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特别是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作为中国首部反家暴法,其一大特点便在于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该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做什么?该法规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发出的“保护令”有效期多长?该法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违反“保护令”有何处罚?该法明确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般的家庭暴力通常“民不举,官不究”,司法是不太会介入这类家庭事务。而当前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的一种裁定,是一种司法强制措施,相当于司法要介入解决家庭暴力。“其实,家庭暴力对家庭以及社会危害性都非常大,它导致了很多离婚案件的发生。”张新年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很有必要。在夫妻关系还没有恶化、还未离婚阶段,司法就提前介入,对防止家庭破裂能起到一定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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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的产量或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包括轿车、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和小型货车在内,中国2月份乘用车销量约为138万辆,环比下降38.45%,同比下降1.5%。而在此前6个月,中国汽车销售数据曾连续同比上涨。3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上述2月份国内的新车销售情况。华尔街日报在3月11日的报道中指出,汽车经销商小心翼翼,不愿建立太多库存。今年头两个月股市大跌加剧了人们对需求降温的担忧。分析师说,汽车行业内人士认为春节过后行业前景不甚明朗。但最近的趋势预示汽车行业销量将呈现中等个位数增长。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今年春节假期落在2月初,较去年提前了10天左右,因此通常销售旺季前销量的激增在2015年底提前开始了。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新车销量同比攀升了1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月份汽车销量的下降属于正常的销售波动范围,没有特别的驱动因素。同时他还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滞缓带来的消费需求的萎缩,并没有使汽车消费受到影响。“目前来看,国内汽车消费需求仍然保持着正向增长。对全国汽车销量的增速我们维持年初的预测,今年的销售量增长将在6%左右。”许海东说。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汽车销量增速为4.7%。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的产量或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据国家工信部数据,根据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统计,2015年12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9.98万辆,同比增长3倍。而今年1、2月,我国新能源车产量仅为1.61万辆和2.18万辆。其中,1月的产量环比下跌了83.9%。按照2015年4月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2016年起新能源补贴标准将出现较大调整,明确了2017-2020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2018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2019-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新能源车市场一直以来就是较为明显的政策市,此前市场上出现了企业以生产新能源车为名骗取补贴的情况。今年1月,上述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核查工作的通知》并展开联合清查骗补行动。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环比销量也有明显的缩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2月我国新能源车销售3.57万辆,而去年12月单月的销售量就达到了3.7万辆。中国汽车协会副秘书长姚杰表示,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导致这种大落差的主要原因还是政策影响,包括补贴政策的调整和多地政策未出台等。

中国日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王旭、郑晨)3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英、日、澳等12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1次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好好反思和纠正自身存在的各种人权问题,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停止借此干涉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英、日、澳等12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1次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特别是拘禁维权人士、公民领袖和律师表示关注,敦促中方释放有关人士,并称近期数名中国和外国公民不明原因失踪是“不可接受的”。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合法权利。美国和少数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公开指责中国,不仅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行为,而且也违背法治精神,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洪磊表示,今年是人权理事会成立10周年。理事会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改变以往对抗做法,加强国家之间人权合作与协调。美国和少数国家再次在人权理事会挑起对抗,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反有关联大决议,加剧对抗,恶化气氛,不符合各方利益。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将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各国有权利根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我们奉劝少数国家好好反思和纠正自身存在的各种人权问题,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停止借此干涉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文章编辑: 东京网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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